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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将是未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东南亚、中亚也紧随其后。
因为现在从有关部门的倾向来说，希望把新常态理论化，所以就需要探讨概念、概念体系以及它的逻辑关系。李扬说，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周期是1年，还有3年周期、5年周期、10年周期、25年到30年周期，最长是50年到60年周期。
不是政策使然，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小周期使然。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可能还处于上一轮的工业革命，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新常态下行的时间会超过美国10年以上呢？ 李扬：你的判断有些问题。而且由于是在下行阶段，大家都要缩短这个下行阶段，于是都在改革创新。这样，新常态的概念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就摆清楚了，它的理论价值也就呈现出来。所以在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科技进步又不可能很快见效，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打造创新驱动又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关键是财政改革而非金融改革通过城镇化、企业及区域发展方面的改革来提高生产力的前景十分明朗，但是政府关于城镇化和企业改革的蓝图略有瑕疵，而且至今为止在区域发展策略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会使城市人口更加稠密，城市规模更加庞大。这些项目不但促进了适宜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也造成了基础设施的浪费。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会缓解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压力，因为相比制造业，每一美元的产出，服务业会增加三倍的就业机会。
生产力的发展喜忧参半，但财政改革一往无前。对于沿海城市来说，这个数字为3，属于正常范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迅速改革会给短期增长造成消极影响，因为快速的财政调整以及较高的利率会降低信贷增长，使投资急剧减少。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股东不断向国有企业施加压力，希望提高效率。给予私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源泉是扩大私营企业的作用，精简国有企业。财政改革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两点。
最好的方法是使国有企业退出某些行业，让私人股东来影响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择。国外的评论经常忽视中国野心勃勃的财政改革，总是浪费精力分析金融方面的问题，并揪住利率和汇率的微小变化不放。对财政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习近平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却往往被人忽视。随着财政失衡状况的不断加深，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预算外的收入来筹资，通常是通过土地买卖和影子银行。
无痛改革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基本上有两个选择。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28%，相比之下，其他高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5%，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则为45-50%。
而且中国政府支出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非常低，只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需要财政体系的改头换面，增加政府的消费需求。
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分开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时，可以明显看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率是相同的。财政改革方案将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并增设新的资源税和房产税以弥补地区预算不足。这一差异的来源是2009年的刺激政策，该政策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实施，使国企产能过剩。即使这样，风险仍达不到触发经济危机的程度。债务比率是1997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前夕的韩国和美国的两倍多。2000年到2010年间，给予沿海省市的财政预算从26%缩减至21%，给予西部的预算从26%升至41%。
支撑投资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改革。多年度预算也许会减少预算外收入，以满足短期财政指标，而如何审慎地处理债务将会作为官员评估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在给定的资产基础上，即使每一美元收益所得的利润与国有企业相同，私营企业也可以创造更多的收入。这种观点也许太过消极。
许多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失衡增长主要体现在GDP中的高投资和低消费。但是过去十年来，个人消费平均以8-9%的速度增长，不可能再加快步伐。
区域平衡发展最后，要想促进生产力发展，需重新考虑政府主导的区域投资计划。但是鉴于中国经济体系目前的性质，金融自由化远不如改变经济主体的财政改革来得有效率。工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会贡献过去30年间平均GDP的10%中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历史平均水平的10%降至7%，还有可能继续降低。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要建立在三个目标上：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给予私营企业更多空间，以及合理配置区域投资。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虽然会在短期内造成增长率急剧下降，但会在未来十年将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般说是6%）。
这些担忧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坚持保留多数国家持股，任命高层管理人员，这就不是长远之计。
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场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正在加速酝酿中，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刻不容缓。与债务相关的风险确实存在，不透明的政府融资平台累积的债务，以及与投机性的土地开发相关联的债务，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不能依靠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平稳增长，家庭净资产值居高不下，不具备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风险因素。中国收入基数大，同时又有明确为社会福利筹资的政策，在这十年中，国家消费应当从当前占GDP的13%增至18%。文章认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症结在于两方面：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过后，工业国有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私营企业的回报率则持续上升。然而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要解决生产力改革中的漏洞，解决官僚和国有企业对改革的阻碍。
若想刺激生产力的增长，要鼓励国内外私人企业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增长率的短期下调不是体制改革的代价，而是放缓建筑活动的需要，以便吸收超量的住宅。
截止到2010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政府按比例缩减了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但是由于缺少管控，影子银行业兴起，又填补了这部分空白。许多人将两年中利率的自由化当做一个国家将要进行改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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